台灣的聯合國入會申請

總統府20日召開記者會宣布，總統陳水扁已經於紐約時間19日上午11時，透過由我駐紐約聯合國工作小組，在我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陪同下，向聯合國秘書處遞交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的申請書。（全文@HI-ON）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回應(2007.07.27)：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陳水扁總統再度致函(2007.07.27)：陳水扁總統再度致函潘基文及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王光亞

美國對台灣定位的立場(2007.08.30)

回應
柯慶生(2007.09.11)：強壯而穩健的台灣（原文）
陳儀深(2007.09.12)：國、民兩黨應以公投共抗一中

延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77.08.16)：人權宣言
王景弘(2002.03.18)：「台北5869」號檔案解密
慕容理深のblog(2007.09.12-)：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上、中、下）

佳言錄
楊泰順：「...那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陳水扁：「...用中華民國的名義來重返聯合國絕對是死路一條。」
馬英九：「...要用有創意、有尊嚴的名稱進去，像是中華台北...」

大師的幽默

Eric J.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9.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盧森堡與列支敦士登這兩個國家的存在，著實令人感到有點尷尬，畢竟樂見其建國的，大概只有那些集郵家吧。

說明：

十九世紀，人們對於成為一個國家的條件，議論紛紛。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受到美國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啟發，認為「大量的人口，廣袤的疆界，豐富的自然資源等，這些均是民族的構成要件...」這個論點得出兩個民族條件：1.民族原則只適用於具有一定大小的國家；2.民族的建立被視為是一種逐步擴張的過程。

第一個條件便是馬志尼所宣揚的門檻原則(Principle of Threshold)，即便是十九世紀末，都沒人想要放棄這個原則，因此霍布斯邦才會寫出上述那段話。到了二次大戰之後，門檻原則逐漸被拋開了。

讀吳叡人「自由的兩個概念」

我常聽到一種說法，認為：民進黨只講台獨，不講民主。比較客氣的說法是：民進黨用台獨去追求民主，而非用民主追求台獨（遠見雜誌）。比較激烈的說法變成：台獨不民主。

我會思考一個問題：為何台獨與民主是分開的，而且是衝突的，是二擇一的命題？

我的假設是：自由是人權，民主則是維繫自由的政治制度；台獨是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工具，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則是自由民主的體現；因此台獨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及目的。

由於我的學識能力有限，因此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論述。今年五月《當代》雜誌由吳叡人寫的〈自由的兩個概念〉，正好道出我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業餘與職業的差距。這篇文章我讀了近一個月，一直思考要如何呈現，但眼看時間不斷飛逝，無奈，只好先簡單介紹，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翻看看。

吳叡人借用Isaiah Berlin《自由的兩個概念》，來說明「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並且將這兩種自由概念放到台灣二戰前後兩個自由運動的歷史脈絡中，去相互應證。

所謂消極的自由，是「免於受干預的自由」，問的是「在多大的範圍內得到自由，是我們能接受的」。Isaiah Berlin認為「這個意義下的自由，和某些類型的專制政體並不是不能相容的」，因為「只要他不削減臣民的自由，或者至少他削減自由的幅度小於其他許多政體，他就符合了彌爾對自由的定義。」

吳叡人認為，《自由中國》雜誌裡，殷海光、雷震等人所推動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屬於這類「消極的自由」。因為他們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民主，其自由的「範圍」不夠廣。

所謂積極的自由，是「自己作自己主人的自由」，問的是「我的生命和我的決定，可不可以仰賴我自身，而非任何種類的外在力量」。Isaiah Berlin認為民族主義基於「自我引導與自我決定(self-direc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的積極自由概念，是這種理性解放教義的「社會化型式(socialized forms)」。

吳叡人在這篇文章，開始闡述戰前台灣民族運動陳逢源與蔣渭水的思想，是屬於「積極的自由」。因為他們是從人格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們要追求的，不只是政治的自由，而且更是人格的自由。

吳叡人應該還有第二篇，用來闡述自由中國的消極自由，希望能早日看到。但這篇文章已經可以初步解決兩件事情：

一、台獨是民族自決的運動，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體現Isaiah Berlin的「積極的自由」；
二、楊、馬《原鄉精神》對於二戰前後自由運動的拴釋，是相當大的謬誤。

關於第一點，我所謂「適當的情況」，意指台獨必需是有意識型態、理論基礎的台獨，而非見機行事、泛泛而談的台獨。事實上，類似台獨這種民族自決或民族主義，有相當多的批判與反省，例如前述Isaiah Berlin便認為民族主義者經常為了民族尊嚴而不借犠牲個人自由，以換取「自己人」的獨裁統治。二戰之後，非洲被殖民地區的獨立經驗是，獨立運動所建立的政府，僅僅是「換了膚色」的政府。在台灣，政治學及後殖民理論學者，便是用這兩點來攻擊民進黨政府，715宣言是指標事件（吳叡人也是發起人之一）。

我並非否定民進黨符合這項指控，我僅僅認為：台獨（或民進黨）必需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並且進行思想上、觀念上的討論，否則難保不會落入這類指控。

相較之下，國民黨的民主呢？《自由中國》的失敗已經說明了，既使是「消極的自由」都不可以。我們或許可以大膽推測，當時《自由中國》所要追求的，到了今天，難道不是搭了台獨的順風車而被實現的嗎？但我這個推測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僅只是假設。

國民黨的民主

國民黨2008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14日訪問新加坡前夕，新加坡反對黨民主黨中央委員徐淑真發表1封公開信，針對6月2日新加坡「海峽時報」引述馬英九的談話「新加坡不同於我們（台灣），它的重點不在於民主化。雖然如此，但它專業、無貪腐和有效率，值得我們學習」，這種認為新加坡捨民主而重經濟發展可作台灣借鏡的觀點，是相當不適當的。

徐淑真的公開信，除了指正馬英九及住在台灣的我們，不要被新加坡一言堂的媒體所誤導，也再度引出一個我們經常談論，但不常被仔細思考的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的二擇一，或者是我們耳熟能響的「亞洲價值」。在台灣，這項命題的結論經常是經濟發展優先，或者是效率優先，即使是歸國的高學歷青年人亦是如此。

印度學者Amartya Sen在其大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清楚地表示，經濟發展並不是我們追求的善，它僅止於有用，而是為了實現人類的自由，且自由與民主更能有效地幫助經濟及社會發展。為了幫助大家透過這本書，去思考「發展與自由」二擇一的命題，特別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請容許我擅自摘錄書中部份內容，但還是請大家能親自去讀這本書。

開發中國家最常採行的分析路線是：什麼應該被列為優先，是要消滅貧窮與不幸，還是要保障對窮人沒有什麼幫助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權利？

發展中國家反對民主以及基本公民與政治自由的理由有三：
一、這些自由與權利會對經濟成長與發展造成傷害（李光耀論點）；
二、如果讓窮人在擁有政治自由與滿足經濟需求之間作選擇，他們會一致地選擇後者；
三、自由與民主是西方式的思考價值，亞洲價值則是重視秩序與紀律而非權利與自由。

針對問題一，李光耀論點主要用來解釋威權體制下的新加坡、台灣、南韓，以及改革後的中國，但並無法證實威權體制確實直接造成高經濟成長，事實上經濟成長產生於有利的經濟環境，而非嚴厲的政治環境。檢視造成東亞經濟體成功的經濟政策與環境背景，包括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高水準的識字能力與學校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針對投資、出口和工業化的誘因的公共措施等等，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些政策與民主不一致，而必須依靠剛好發生在南韓、新加坡或中國的威權主義才能行得通。

針對問題二，這是威權統治下政府領導人的看法，而非人民的看法，唯一實證的作法，便是讓人民有表達自由與民主的投票方式去驗證，而這正好與威權統治者的價值體系背道而馳，因而得不到實證的支持。有趣的是，在甘地夫人主政下的印度，民眾在一場選舉裡，針對「非常時期」的不自由民主的可接受性進行辯論，印度的選民（世界上最窮的選民之一）對基本自由與權利受到壓抑所發出的抗議，絕不下於他們對經濟貧窮所發出的抱怨。事實上，問題二的論點主要預設政治自由與經濟需求兩者間有著深刻的衝突，只能二選一，也就是以李光耀論點為前題。

針對問題三，所謂亞洲價值的論調，總是出自威權本身或接近權力核心者；亞洲幅圓廣大、文化多元，並無所謂典型的價值。現代的自由民主政治思潮，雖然肇生於歐洲啟蒙運動，但不能因此就判定它不適用於其他地區。我們在亞里斯多得所發現的價值，同樣能在亞洲傳統思想作品中看得到；事實上，在秩序與紀律方面，孔子不見得比柏拉圖或聖奧古斯丁更主張服從威權。孔子曾告訴子路，不要欺騙國君，即使這樣會觸犯到他；印度阿育王主張包容與平等「一個人絕對不能毫無理由地崇拜自己的教派或蔑視別人的教派。」；在回教傳統裡也存在著多元性與差異性，十二世紀猶太學者Maimonides必須逃離不容異教、迫害猶太人的歐洲，而跑到寬容有教養的開羅，接受蘇丹薩拉丁的保護。我們很容易發現，主張亞洲價值的人，主要立基於對思想家及傳統非常任意的拴釋與狹隘的選擇。並非只有一種文化才有尊重自由的傳統，西方文化也不是唯一能讓我們以自由為基礎去分析社會發展的傳統。

徐淑真表示「當你（馬英九）提到新加坡重點不是放在民主而是政府廉潔時，我必須提醒你，民主是維持政府責任政治和確保廉潔最有效的方法。」這個觀點確實獲得支持。

Amartya Sen認為，政治自由有其工具性、建設性的重要角色。首先統治者必須面對人民的批評，必須傾聽民之所需，並提出應對方法，才能在選舉時獲得人民支持，這個機制可以防上嚴重的失能或剝奪。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民主政府以及有出版自由的獨立國家裡，從未發生嚴重的饑荒。（目前會發生饑荒的國家，北韓及中國是最有名的專制兄弟）

其次，政治自由及公民權，包括保障公開討論、辯論、容許異議的權利，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政策的推行，例如降低開發中國家的高生育力，印度的克拉拉是1.7（一胎化政策的中國是1.9），已接近英法等國，但它並非在強迫的情況下出現，而是透過教育。

第三，不充分的民主，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會造成某些失敗，例如非裔美國人在醫療、教育及社會環境上所受到的過度剝奪，使他們的死亡率出奇地高。（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不僅剝奪婦女的生育權，在此高壓政策下，也造成財產的剝奪、貪污等問題）

最後，他強調反對的角色及道德主張的重要性，反對黨的溫和（以台灣來說，是反對黨的無能），會讓政府即使在重要的公共政策上有不當的疏失，還能夠推卸責任。

我們常會誤認新加坡拿自由交換經濟與效率的作法，是值得台灣學習，這不只是馬英九一個人的想法，應該有相當多住在台灣的居民會這麼認為。但事實是，新加坡人正在為他們的自由與民主而奮鬥，同樣的聲音也發生在整個東南亞及中國，因此如同馬英九這種論調，相信對這群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們而言是相當錯愕的，畢竟他們都以為，台灣能和平地從威權走向多元民主，應該可以帶給他們許多幫助與啟示。

參考：
沈恩《經濟發展與自由》，劉楚俊譯，先覺出版社
南方快報：新加坡民主黨給馬英九的公開信 http://www.southnews.com.tw/polit/ma_in_9/00/00221.htm
泰國世界日報：民間往來 星職總具名邀請馬英九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7/0612/article_17871.html

のだめカンタービレ

交響情人夢，日文原名「のだめカンタービレ」（像野田惠如歌般），乃改編自二ノ宮知子的同名漫畫，電視劇於2006年10月16日起在富士電視台播映。

故事描述天才音樂家男主角千秋真一，因為幼年飛機失事和溺水的經驗而害怕飛機與船，而沒有辦法出國留學，但是在女主角野田惠的幫助下，兩人終於一起到法國。野田妹雖在鋼琴上有極高的天份，但幼年習琴時曾被老師毆打，乃排斥讀譜與練琴，且因而立志當幼稚園老師。

這是一部有點搞笑、風趣且帶著深度的電視劇，於2007年榮獲最佳作品、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等大獎。這裡面，也有許多發人省思的片段：

一、米奇荷士登
理事長（桃平美奈子）為了學生，特別從德國請來名指揮家休得列傑曼（綽號米奇），挑選學生組成一個特別的交響樂團，但米奇找的卻都是被認為是「跟不上」的學生，後來千秋才知道，原來這群學生跟野田惠擁有同樣的特點：「單純、無心機、個性」。而面對這群肉腳學生，米奇的指揮卻可以讓樂團奏出好音樂，因為他「尊敬音樂，尊敬他人，而音樂和他人都回以相同對待」

二、江藤耕造
江藤耕造被稱為「專教菁英」的老師，手拿著摺扇，用嚴厲的方式磨練學生。江藤偶然聽到千秋真一及野田惠彈雙鋼琴，發現野田惠是個人才，因此決定要訓練野田惠。但是由於童年的創傷（被鋼琴老師毆打），野田惠完全不能接受江藤的教學方式。

江藤面對野田惠，他反省「把摺扇的硬度跟尺寸縮小好了，不管是多變態的學生，我都不再用摺扇丟他們了，我不要像千秋那次一樣，重蹈覆轍」

其實千秋也曾是江藤的學生，但是不滿他的作法，因此轉到谷岡肇。後來千秋明白江藤的苦心，因此教江藤用玩具騙野田走進教室。當野田發現江藤時，當然馬上要逃跑，結果江藤告訴野田「我已經把摺扇丟掉了！我已經改變了！上次打你的事，我也道歉！請你原諒我！所以，請你正常地上課！」最後，野田在江藤門下，不僅參加鋼琴比賽，最後還與千秋一起到法國留學。

從以上這簡單的情節，我看到老師「因材施教」、「尊敬教育、尊敬他人」，甚至為了讓學生上課、不浪費天份，老師不僅「反省」自身的作法是否妥當，而且向學生「道歉」。即使這僅是一部電視劇，卻讓人相當感動。

有人或許會認為，這本來就是漫畫嘛！我簡單舉個例子，柯旗化在《台灣監獄島》中描述：

公學校時代的日本人恩師訪問台灣，以前的學生們都歡歡喜喜地款待老師，爭先恐後地提議：「老師，請住我家吧！」二十多年前，日治時代左營公學校教了將近二十年的大貫老師，戰後第一次來左營。左營街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是大貫老師的學生，因而舉街款待老師一個月。據說大貫老師十幾年前臨終前連譫語都在說：「左營...蓮池潭...」。

除了柯旗化，我們都能輕易聽到老一輩如何懷念當年他們的老師，這種師生情誼，在1945年之後是面下愈況了。

有人建議我，不要再去批評台灣的老師，因為會施加太多壓力，造成反效果，因此我僅就日劇，簡單介紹個人觀點，希望大家能輕輕鬆鬆看日劇，在閒暇之餘，也感受一些人生的光明面。

最後，如果您想成為受人敬重的老師，那就看「交響情人夢」吧！

佐賀的超級阿媽

佐賀的超級阿媽，是最近蠻有名的一部原著改編電影，相關書籍也在各大書局輕易找得到，因此其內容也就不多說。我第一次看時，有幾處場景令人感觸良多。

一開始，男主角昭廣耐不住對母親的思念，偷跑到母親工作的居酒屋，被母親發現，母親傷心地抱著昭廣，然後要哥哥帶昭廣回去。

昭廣的母親不讓他來工作場合，是不得以的，並希望昭廣能體諒作母親的無奈。這在台灣的話，應該是先一巴掌打過去吧！

第二，昭廣上學時，與隔壁同學打架，級任老師過來制止，問他說，為何打架？一定有原因的。

老師遇到發生問題的學生時，會先希望找到原因，看是否能解決。這在台灣的話，先處罰再說，不用講理由，也不需講理由。

第三，學校運動會時，昭廣的便當是只有一顆酸梅的白飯，結果級任老師假裝肚子痛，拿他的豪華便當跟昭廣換；而就在昭廣正高興著有這種好事時，另一位女老師也假裝肚子痛，要跟昭廣換便當。

學校老師一定都會去注意班上的每個學生，知道誰的家境有困難，誰需要幫助。阿媽告訴昭廣，老師是故意裝肚子痛的，因為他們想幫助昭廣，卻不希望傷到昭廣的自尊，或者讓昭廣尷尬。

這在台灣的話，已有案例出現，某一個學校的同學窮得沒有午餐，因此導師叫這位同學拿著空便當盒，讓全班同學每個人各捐出一樣菜給這位同學。這位老師或許是想讓全班同學都能發揮愛心，卻讓沒有便當的同學成了乞丐。

還有不少場景，讓人覺得這些老師相當偉大，但我不願在這裡寫出來，因為台灣的老師們，壓力已經很大了。我只希望老師們，能更深刻地想想，更用心在教育上面，成為孩子們所真正需要的老師。

最後，台灣的老師們，如果您想成為受人敬重的老師，那就看「佐賀的超級阿媽」吧！

蚊

最近蚊子忽隱忽現，常常只覺身癢、只聞聲響，而不見其踪，據說其飛行速度極快，約 1.5-2.5 km/hr，搞不好您走路時，牠也能欺近吸您血，猶如被地獄俯衝者轟炸機盯上的大和號，肯定被叮的滿身包。

在台南的時候，經常每隔一陣子，房間就會出現一兩隻。有次一時氣忿，趁牠吃飽喝足在牆壁上休息時，用力一拍，結果牆壁出現一灘血，實在觸目驚心。因此改用電蚊香，回家馬上點個二小時，可能時間太短，無效；但又怕點太久會吸入這些揮發性物質。

無奈，乾脆不理牠啦，開著電風扇，多少有些幫助。

就在一邊睡，一邊趕牠的情況下睡著了～～隔天起床，嚇然發現床單上一灘約 3-5 mm 的血跡，蚊子竟然被我翻身時壓死了。您也太扯了吧，就算吃得多心滿意足，也不能賴在我身上不走；您命喪黃泉就算了，也不能弄髒了我的床單啊～

後來發現，這種神風特攻隊還真不少，於是我乾脆不理牠們，倒是睡在殺戮戰場上蠻怪的，也只能常換洗床單囉！

在高雄住的時候，蚊子又跟過來了。想想會吸血的雌蚊，其壽命才一個月，或許更短。念在我們有緣，也就照顧您一個月吧，好聚好散！

有一次我抓癢時，竟然又不小心「撫」死了一隻。我不殺蚊，蚊因我而死，希望您早日投胎啦！也有幾次看到地板上死掉的蚊子，不識公母，也不知死因，是時間到了嗎？希望在您的一生中，我的血還有一些幫助。

忠孝之間

遼西太守甘陵趙苞至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兩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吊慰，封郅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漢靈帝，熹平六年，條一五

劉備屯新野時，徐庶往見備，薦諸葛亮，乃一同事備。曹操來征，劉備南，徐庶與諸葛亮並從，而徐庶母則為曹操擒獲。

『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操。」

《三國志》


1947 年 6 月，、廖文毅及其二哥廖文奎，以及林本土、陳炳煌、王麗明等五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可說是最早的台獨組織。為了推動台獨理念，台獨人人士於1955年9月1日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推舉廖文毅為名譽議長，同年12月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再依此條例於1956年1月15日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民議會，選出廖文毅為大統領。同年2月28日， 228 事件九週年時，正式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廖文毅乃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其大哥廖溫仁乃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及史學雙博士，二哥廖文奎乃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語文能力及格局自然較擅長進行國際遊說，在國際間獲得一定的影響力，而成為中國國民黨最大之眼中釘。

廖文毅曾經表示「為了革命，大義滅親，犧牲是免不了的！」但是當國民黨將廖文毅之姪子廖史豪和台獨組織主要成員十幾人，以及廖文毅母親和五叔一齊予以逮捕，並以二條一項將廖史豪判處死刑時，廖文毅屈服了。推算國民黨的想法，是先以廖史豪脅迫廖文毅，接下來則是其母親和五叔；而廖家涉足台獨案成為政治犯的，據說除了廖文奎、廖文毅、廖史豪外，尚有他們的大嫂廖蔡綉鸞、廖文毅大姊許廖春葉、大姊家外甥許朝卿、五弟廖溫進、堂弟也是廖家管家林奉恩等人。

1965年5月廖文毅返台，日本的台灣共和和國臨時政府事實上瓦解了。而廖文毅母親因為在獄中操心過度，出獄後不久就腦溢血過世。

杜謙遜，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廖文毅略傳，http://www.oceantaiwan.com/land/20040301.htm
柯旗化（2002），台灣監獄島，高雄：第一出版社

十塊錢的人性

走路火車站，準備坐火車到台南。路上看到一位女士，他東張西望看到我，就直接朝我走來，問我說，有沒有十塊錢。我看到這情形，當然知道他是作啥的，意味深長地朝他笑了笑；他乃知趣不發一語地走開。

我朝車站走去，心中想著，我何不就直接給他十塊錢？我隨時可能不小心掉了十塊錢，而毫不在意，我為何不給他十塊錢呢？

理智上我知道那位女士可能想騙我錢，但難道我不應該相信他或許真的需要十塊錢的幫助嗎？

我問一位朋友，如果是仁波切遇到這種情形，他會如何作？朋友回答，仁波切應該會給吧，仁波切都相信人是良善的。

這個問題，可能還會困擾我很久。

後記：
2007.05 給他十塊錢，並向他說聲謝謝！

民風

向來日本人就是接受良好團體訓練的民族，因此碰到這種場面，他們就立刻組織自治會，設法相互扶助，並且極力照顧遣送回國的伙伴。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購買貨車，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纏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顯得悲壯極了。

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看到這種情景的我，受到很大的感動。

回顧本省人社會的現狀，和日本人競爭期間，道義心之高並不輸日本人，但一旦這種競爭對象消失時，就會不能自動去行動，使道義慢慢崩潰，這是十分遺憾的事。

　　～～吳濁流《無花果》


據聞日治時期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描述當時台灣人的個性：「貪錢、怕死、大頭病」。其中大頭病意指好名、愛面子、自以為是。其實這種劣根性人皆有之，華人莫不如此，因此荀子才會這麼重視教育。

經過50年日本統治(1895-1945)，一方面台灣受到現代生活教育，一方面就如吳濁流所說的不服輸，因此1945年當時的台灣人生活素養之高，恐非中國人所能望其項背。可想而知，就如同當蠻族來到禮義之邦，文化的衝突是一定有的；更糟糕的是，當蠻族統治禮義之邦，那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

等到1945年中國政府接管台灣，在十分之一的落後的外省人的統治下，自然日趨下流。60年來，制度被破壞、惡習漸漸養成，就發生吳濁流所言的，50年所建立的道義就慢慢崩潰了。

在1945年短短幾年內，吳濁流就看到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崩潰，何況經過60年的洗腦與破壞。

擁書百城

最近蒐尋幾個網路書局，比較哪一個便宜、書較多、拿書方便。然後又在網路上尋找藏書網站，有什麼方法可以記錄藏書、分享心得。忙碌了一陣子，就想到當學生時，到處逛書店的趣事，因此順便記錄下來。

1
重慶南路有一間「世界書局」，以前它的格局空盪盪地、陰森森的感覺，兩邊牆壁有書架，中間則是用桌子陳列，然後裡面幾張桌椅辦公、結帳，平常不會有人進來，我倒是常客，印象中還趁打折時買了一套資治通鑑，一套13本好像不到二千元。裡面顧店的不是小姐，而是四、五十歲的大嬸，不怎麼理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路過進去逛逛，反正那位大嬸也不怎理人，我看了一會，突然一位先生進來，我一眼就知道他是李敖，偷瞄他在看什麼書，他後來拿了一套日知錄去付帳。我等李敖走出門時，就問大嬸，「那是不是李敖？」「對啊，那是李敖，常來買書。」大嬸微笑著回答，這好像是我跟大嬸僅只一次的對談。事過幾年，有一次上台北，順便過去看看，已經全面改裝，大嬸也變小姐了，一樣不怎麼理人，不知最近如何？

2
師大那條路上往台大的方向，有一間「學生書局」，專賣文史晢類的書，如世界書局一般，工作人員大抵是大嬸、伯伯之類的，但由於接觸的都是師大、台大的文史教授，因此眼界相當高，除了大教授之外，是不跟狗說笑的；但因為書夠多，也是我常逛的書店。

說到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找著找著，在學生書局靠辦公室裡面的書架上，找到一本王嗚盛的「十七史商榷」，正暗自得意時，背後突然以濃濃的外省腔傳來一句「唉！中國沒人才了，現在的年輕人都只會學美國那一套。」

這故事在此暫停一下，我先跟各位描寫我的樣子，我當時留著一頭長髮、穿皮衣、馬靴，摩陀車是Honda「豪爽」停在門外；在當時男生留長髮的不多，在台北坐公車時有人以為我是女的，鄉下的鄰居以為我是瘋子，我老爸甚至氣得要跟我斷絕父子關係呢！因此我一聽就知道是在講我。

回到故事，我拿起書，回頭時趁機瞧一眼是何方神聖，原來是一位老北北，穿著西裝、剪了一頭油油的西裝頭，翹著二郎腿坐在辦公椅上看報紙。我沒有理他，就直接拿著書去櫃台，但是心裡直OS「中國古代都是蓄長髮，只有南蠻才剪短髮，你看看自己穿西裝、剪西裝頭，不才是學美國人那一套？我雖然不是人才，但努力找古書來看，我手中這本王嗚盛的十七史商榷，你搞不好連聽都沒聽過，就只會在坐在那裡看報紙，還敢說我。」就這樣默默去付錢，但其實蠻受傷的。

對學生書局的第二個印象，就是一進門右手邊有一排書架，其中第一欄最上方有一本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史記我已有三個版本，這一本原本就想收藏，但不知為何每次都告訴它說，我下次再將你買下來好了。就這樣，最後我始終沒有得到這本書，不知它此刻還在不在那兒？

向蔣公致敬

高雄市政府從前晚（13日）九時開始將中正文化中心的蔣介石銅象予以拆除，直至昨晚才完成。對這項工作，台灣南社、台灣教授協會等十個社團及李筱峰、蔡丁貴教授等99人聯名支持；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簡錦松則穿著長袍到廣場五體投地叩拜，強調特來「送銅像一程」；中國黨立委黃昭順、李復興、羅世雄、張顯耀，市議員林國正、黃柏霖、王齡嬌、童燕珍等人前往抗議，引發衝突。

蔣介石銅象本來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人以尊重歷史為由，力主保存。我的回答是，為尊重歷史，所以應該還原給蔣介石一個公允的定位，那就是破除蔣介石神話，重新審判（不要鞭屍啦，不太人道）。第二，您可以告訴德國人、俄國人，為了尊重歷史，所以應該保存希特勒的銅像，或者史達林的銅像，不過你若被 K 的話，不要怪我。

蔣介石銅象，象徵著台灣島上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如何思慕著中國。每次思考著為何有這麼多人思慕中國、思慕蔣介石，我就會感到十分困惑。

第一，這些人或許不怎麼瞭解、熱愛中國文化，他們或許連國中課本「文化基本教材」都未能好好研讀，卻能跟著大喊中國好。
第二，這些人若長期浸淫在中國文化裡面，就會瞭解古老的中國文化名存實亡，早已淪為博物館或古董商的玩物，跟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八桿子打不在一塊，甚至蔣介石本人就是滅亡中國的幾個元兇之一，不僅亡國，而且亡天下矣。但不願面對，毋寧繼續大喊中國好。

若說前者為「盲」，後者則為「愚」了，讓這群又盲又愚的東西駕駛台灣這艘孤船、破船，實在相當危險。

這兩種人會思慕中國、思慕蔣介石，或許有幾個原因：

第一，連年的洗腦，您就算告訴他烏鴉是白的、太陽從西邊出來，他都不會懷疑。這種人本省、外省都有，原住民更多，屬於衛生紙型的最底階層，用完就丟，他還蠻高興有所貢獻呢。

第二，被洗腦過，但是接收到不一樣的資訊，也出過幾次國，有點疑問，不過殖民地的性格，退一步海闊天空，跟著大勢走就對了，趕快把毒素去掉，又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此以本省人居多。

第三，聽過各種說法，但是已經佔有特權，食髓知味。除了外省權貴外，那些依附外省人的本省人特多，當然一下子外省、一下子原住民的也屬於這一類。

第四，長期接觸中國文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但就是見不得台灣人站起來，從骨子裡鄙視台灣人，這當然非李敖大師莫屬了。還有一群學者，當台灣人動到中國的事物時，就會抬出「世界觀點」，利用學術名辭來訴說台灣人如何搞閩南沙文主義、法西斯、次帝國主義；當台灣人提出國際潮流時，他們又會抬出「中國觀點」來加以批判，顯得較有獨創性。

當然不只這幾種，不過最可憐的是，被嚴重洗腦，害怕接觸到跟台灣有關的毒素，有時候拍拍中國馬屁（包括中國、外省台支、本省台支）打台灣人討些糖吃，最痛恨自己說話的口音有點「台」（或有點「原」）

講到這裡，其實還蠻同情蔣介石的呢！當他登上陽明山遠眺中國大陸時，應該五味雜陳吧，我也是如此。台灣被中國統治了六十年，中國人的習性就像鴉片一樣，從我們的肺流進血液裡，更滲入靈魂的深處。莫說民進黨已經執政了，除了台支仍掌握大部份的官僚系統、媒體、教育系統之外，民進黨內部受中國教育的大老仍看得出還帶著中國靈魂呢！

面對這樣的困境，等待著一個台灣人當家作主、自由平等、鳥語花香的新台灣，似乎有如蔣介石遠眺祖國，直至夕陽西下，仍舊遙遙無期，愈來愈渺茫。

吳同初行狀

人生在世，偶得一、二良友，快哉！想起從前讀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時，最喜「吳同初行狀」，前述志趣相投的好友們高談闊論，後哀世間之無常。每讀至「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著實令人倍感哀淒。

《顧亭林詩文集》「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為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茍得為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為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茍於世，人以為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為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為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預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 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為母言所與往來者為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為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哀忍之華

在網上閒逛的時候，看到某位網友在懷念一位叫作許瑋倫的藝人。我不認識許瑋倫，但是看到這位網友的簽名，卻讓我想起學校裡偶然認識的友人的妹妹，曾有一面之緣。年輕、美麗、活潑，積極地參與有關台灣的活動，很熱情地願意為同學奔走，但最後卻因為幫同學伸張正義、承受壓力、冤曲與無助而自殺。她的早逝，實在令人震驚且感傷，猶如春天即將綻放的花朶，尚未散放芳香，卻為之凋零，不禁想起龔定盦的「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氳氳沈沈，以返乎其根，為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坱猗，又孔之[風京]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霾霾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怳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閟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去中國化與解殖

去中國化，我覺得不應該是看作「將中國的原素去掉」，而是「轉變位置去看事物」，轉變什麼位置呢？從中國的位置轉變成從台灣的位置去看事物，如此一來，要轉變的地方就相當多了。舉個最實在的例子，什麼地方最難「去中國化」呢？我認為是民間宗教，尤其是道教，我曾看過道教廟宇所刊行的報紙，裡面完完全全在闡述本廟所供奉的神祇，來自於中原某朝代某地點，他從不探索本廟在當地的現況，而只是一味地宣揚其神尊有多悠久而崇重，您說這要如何轉變觀點？這些神祇或許的確來自中國，但是要將信仰在地化、從台灣角度去接受宗教，會是一條艱辛的路。當然，中國人的陋習還是要去掉啦，例如欺善怕惡、落井下石、見縫穿針等等。

再舉一例，豆腐是中國人發明的（我猜啦，沒考證過），但日本人及台灣人都發揮的淋灕盡致，日本隱約有成為豆腐代言人的氣勢，如果您到過日本吃過他們的豆腐餐的話。我認為台灣也可以迎頭趕上，將豆腐代言人的王座搶過來，有台灣味的豆腐。

在京都吃湯豆腐時，若您跟達人說，「這是中國豆腐嗎？」，他一定會十分明確的跟您說，這是日本的湯豆腐，沒有絲毫懷疑。我想，等到我們吃台灣豆腐時，心中不會產生「台灣豆腐也是中國豆腐」的幻覺時，才是真正去中國化了，因為我們心中的位置很清楚是台灣角度。這類的測驗，可以檢示我們到底「台灣化」到什麼程度。

以此類推，我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米飯、水餃、水墨畫、詩詞、象棋、筷子等等，是「拒絕去用」，還是「轉變位置」？拒絕去用很容易，但是以台灣的角度去用中國的事物，蠻難的，因為我們的小腦袋已經如此習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講到詩詞，剛好想到「黃昏清兵衛」一幕，清兵衛的大女兒在誦讀「論語」，很自然、不會懷疑，日本是日本。若當我讀「論語」時，我的感受就像在讀亞理斯多德的「尼可馬赫倫理學」一樣，台灣是台灣，不用懷疑，我應該就成功了吧～

也是城市行銷

陰曆年到日本自助旅行，行程包括名古屋、高山、金沢等地，這些地方各具特色，名古屋乃戰國三傑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掘起的地方，戰國時的名稱叫「尾張」，因此像是名古屋城、熱田神宮、大須觀音、德川美術館等，都是相當值得一遊的景點。我們也走訪愛知博覽會的場址，目前已完成兒童公園，表達對下一代的重視。另外還有名古屋港區，包括海洋館、義大利村等，都能讓遊客渡過滿足而愉快的一天。名古屋的交通十分便利，JR、地鐵及私鐵可以帶您到任何一處景點；沒有圍牆的公園，提供市民休閒、運動，甚至讓青少年現場表演；繁華的地下街，可以滿足喜愛購物的旅客。



飛驒高山、飛驒古川、白川鄉合掌村俱是深山中的村落，其社區營造的經驗在國際上相當有名，白川鄉甚至名列UNESCO世界文化遺產，這三個社區沒有城市的高樓大廈、繁華與財富，而過著快樂、滿足的鄉村生活，當然，慕名而來的旅遊所伴隨來的觀光產業，為這三個社區增加了額外的收入，若沒有一定程度的社區認同、生活方式的共識，這些社區是無法持續這麼久的。

金沢的印象最為深刻，他沒有先進城市所具備的地下鐵、捷運、超高大樓，卻能以獨特的歷史文化氣息，令人感受其城市的豐富內涵而流連忘返。各位若看過日劇「百萬石物語－利家與松」，就會知道加賀、能登一帶為何與前田利家息息相關。金沢市東北邊有淺野川，西南邊有犀川，皆由東南向西北流，而兩川中間則是以金沢城及兼六園為中心的市區，JR金沢駅便位於西北方。一出JR金沢駅 往東南走，會先到達近江町市場，接著往東邊走到尾張町、淺野川，這兒有主計町茶屋街、茶屋街、卯辰山麓寺院群，而淺野川又因文學家泉鏡花、德田秋聲而有所謂文學小徑。西南邊的犀川有室生犀星文學小徑，往市區走則會經過長町武家屋敷，保留了江戶時代武士所居住的房子。難怪金沢有小京都之稱，文化氣息十分濃厚，是值得靜靜深度品味的都市。

這三個地方，無論都市、鄉村，都透露著在地認同、有遠見的都市規劃、以及都市行銷。在吸引外來遊客之前，市民必須先認同自己居住的土地、熟悉土地的歷史文化、規劃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以居住的地方為傲，然後遊客才能感受到居民對自己土地的愛。

最後一天由名古屋回台灣，十分依依不捨。有趣的事情發生在飛機上，剛好由台北市政府新聞局製播幾分鐘的宣傳短片，想好好促銷台北。若我是遊客的話，您知道我得到的訊息是什麼嗎？原來台北有全球最高的101大樓，他的電梯是全球最快的；台北的誠品是全球營業時間最長的，24小時不打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北是全球的牛肉麵之都，有賣各式各樣好吃的牛肉麵......雖然我很慶幸我住台南，但蠻為台北人抱不平，因為我相信台北人應該能夠講出各式各樣真正吸引人、在地的特色，而不只是宣傳片那些～～真是遜掉了的介紹，我是這麼相信。

直至虛空仍常在

達賴喇嘛祈願文

人生就像讀一本書一樣，也是有盡頭的，
光陰飛逝，一晃眼，我們就會面臨這一天。
我，旦曾嘉措（達賴喇嘛的姓名），
恐怕再過不了五十年，就只是大家的一個記憶。
而諸位讀者，一百年後，想必也是一樣吧。
時光流逝，擋它不住。
當犯錯時，我們不可能要時鐘倒退，重新來過。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握現在。

人，當走到人生盡頭時，回顧以往，
如果是活得充實、有貢獻、有意義的話，
至少我們會感到些許安慰。
如果不是，可能就會非常沮喪。
要得到哪一種結果，就看當下的我們如何選擇。
想在走到人生盡頭時，不至於悔恨交加，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當下學會對自己負責、對別人有同情心。
事實上，這樣做，倒不全是為了在未來獲得什麼好處，而是為自己好。
就像我們看到的，同情心讓我們生活變得有意義，
可以帶來永久的快樂與喜悅。
而且同情心是善心的基礎，因為先有同情心，
才會有善心的行動去幫助他人。
只要透過仁慈、愛心、誠實、真理，
以及公正去對待他人，我們就能從中獲益。

廟堂就在我心

這不需要複雜的理論，這是常識。
請不要懷疑：體諒他人，對你我都有益。
請不要質疑：別人快樂，我們也就快樂 .
請不要否認：社會動盪，我們跟著不安。
也請不要置疑：愈多壞心眼佔據我們的心，
我們就會有愈多的苦難。
因此，我們可以拒絕接受宗教、意識型態，
以及各式各樣的智慧箴言，
但是我們不能逃脫愛與同情的需要。

上述所言，是我最真的信仰、唯一的信念。
就這點而言，世上不必有寺廟或教堂，
不必有清真寺或猶太會堂，
不必有繁複的哲學、教義，或是信條。
廟堂就在我們內心深處，同情心就是我們的教義。

我們所需要的不過是：
當我們面對任何人，都能愛他（她），
以及尊敬他（她）的權利和尊嚴。
只要我們每天都奉行不逾，那不管我們識字與否，
信的是佛祖、上帝、其他宗教的神，
或是什麼都不信，全都不再那麼重要。
只要我們對別人有同情心、對自己有責任感，
那我們一定活得很自在。
但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卻很難做到呢？
那是因為多數人自認對別人有愛心，
到最後都忘了這個簡單的道理。
我們輕忽抑制邪念以及控制情緒。
我們不像農夫那樣，季節一到，就毫不猶豫地下田耕作。
我們浪費太多寶貴的光陰，去做無意義的事。
我們放著真正重要的事不做，了無絲毫悔意，
卻對像賠錢這樣的瑣事懊喪不已。
我們只是盡情享樂，卻不會滿懷歡欣地去做有益他人的事。
我們總以為自己太忙，所以無暇關懷他人。
我們忙進忙出，忙著算計及打電話，忙著想怎樣做才最有利。
我們手中做著甲事，卻煩惱如果乙事蹦出來了，最好改做乙事。

上面這些舉動，都是人性中最粗糙以及最初步的層面。
更有甚者，由於對他人冷漠，我們最終無可避免地傷害了別人。
我們自認聰明絕頂，但我們有善用才智嗎？
我們通常把這種小聰明用來騙鄰居，占人便宜，好圖利自己。
而當一切不順遂的時候，我們會自以為是，怪罪到別人頭上。

傾聽良知的引導

然而，常存的滿足感是無法從擁有外物而獲得的。
即便我們結交滿天下，
也不會有任何一個朋友可以幫我們獲得心靈解脫。
而縱情聲色最終只會導致受苦受難，
因為這就好比利刃上的糖蜜。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應該鄙視自己的臭皮囊。
當過於專注現實世界的各種利害時，
我們就會看不到人生中最樸實的真理。
當然，如果我們能夠一直興高采烈地周旋利害之中，
那這樣的人生也沒有什麼不好。
問題是，我們不能，因為沒有人可以永遠沒有煩惱 .
充其量，我們只能減少麻煩。
當問題突如其來時，而且毫無例外地一定會來，
我們卻一無準備。這時我們才體會自己的無助。
最後失望及難過縈繞在我們的心中，怎樣都揮之不去。
因此，我在此雙手合十，懇請諸位，
讓你的下半輩子儘可能地活得有意義。
如果可以的話，讓良知良能導引你。
我希望我已經說得很透徹，因為這真的不是很玄妙。
總歸一句話，就是關心他人，
就是真心誠意、持續不停地關心他人。
只要這樣一步一腳印的去做，久而久之，
你自然會改變想法及態度，
變得愈來愈關心他人，愈來愈不在乎自己的得失 .
最後，你不只內心安泰，而且時時刻刻都是滿心歡喜。

宇宙的過客

去掉忌妒，不要老是想贏過別人，
這樣許多煩惱就會一掃而空。
試著過這樣的生活，很快你就會從中獲益。
心中充滿仁慈、勇氣，以及信心，
你就會發現成功無所不在，
這時你隨時隨地都能笑臉迎人。
要率直、儘量無私，視人人如好友。
我這樣說，不是因為我是會轉世的達賴喇嘛，
或是有什麼神通，我沒有這種特異神力。
我是以一個人的立場，就像你一樣，
祈求真心歡喜，而不被俗欲牽絆受難。
如果基於任何原因，你無法幫助他人，最起碼請你不要傷害別人。
請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宇宙遊客，地球只是你的景點之一。
當快接近地球時，你發現它是多麼渺小、無足輕重，卻美麗多姿。
在地球這一站停留時，真的可以傷害他人而獲得好處？
難道安詳地放鬆自己和自得其樂，不是比較好，
也比較有理，就像我們造訪異地那樣？
因此，當你在欣賞這個世界之際，有額外時間的話，
試著去幫助那些被踐踏的人，即便是用最微不足道的方法；
以及無法自助的人，不管他們是基於什麼原因。
試著不要拒絕那些外形惹人嫌、衣衫襤褸，以及生病的人。
試著不要認為他們比你低下。
如果可能，試著不要認為你比最卑微的乞丐還優越。
當你在墓中，你會發現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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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前，我要和各位分享一篇祈禱文，
這篇祈禱文在我追求助人中，
給我極大的啟示：

願我生生世世，從現在到永遠，
都是無所依靠者的保護人
迷路人的嚮導 汪洋渡海人的船舶
過河人的橋 險者的庇護殿堂
黑暗中人的明燈 流浪者的收容所
以及所有求助者 隨侍在側的僕人

時間異想錄

時間，對人而言相當奇妙，小孩子每天幻想著快快長大、成人每天煩惱著病痛及逐漸衰老的肉體、老人則在回憶著已消逝的歲月中步入死亡。時間對人而言，太慢、太快、甚至無意義者皆有之。人類是如何與時間相處呢？

有一陣子就讀的研究所流行養水族箱，同學先買個小水族箱，添購一些細砂、水草、造景模型，當然不可或缺的是幾隻名稱可愛有趣的淡水魚，或者再添幾隻蝦、螺，整體看起來蠻富生機的呢！只要一個晚上或多跑幾次水族館便可立刻達成，快速又有成就感。

其實我自己也有養。有一次帶同學到我宿舍，看到一桶開滿白花、長滿水草、還有隻不請自來的水蠆，相當令人訝異。於是問我花多少心力去辨到，我回答：方法是先買個大垃圾桶（藍色那種）注滿水，到野外採幾朵杏菜、金魚藻、滿江紅、檜葉萍等丟進去，一年後便變成這模樣了，不用刻意維護。同學頗讚嘆，不知是感慨垃圾桶也能春意盎然？亦或是讓垃圾桶開滿龍骨瓣杏菜還得花上一年？

同樣去營造一個生機盎然的角落，一天與一年的差異到底在哪兒呢？

某年春天，阿水帶我到左公一當義工，穿泳褲在新開挖的池子裡種菱角；不到一年重返左公一，一座優美且充滿豐富生命的公園已孕育而生，稱為洲仔濕地公園。這裡看到的是生物多樣性的多采多姿及萬物的生命之美。

前陣子重遊北門鹽田，猶記三、四年前隨翁老師、榮作於此繫放、採底棲，當時所看到的蘆葦與鹽萣，於今景觀依舊，但仔視觀察，鹽萣底部盡是舊植株的屍體。或許再過十年回到此地，極目所見仍會是三年之前的模樣，或許蘆葦會高一些、鹽萣會多一些，但其實在這塊鹽田裡，不知已上演多少齣生、老、病、死的戲碼，雖然此景猶如被凍結一般感受不到時間的流動。這裡看到的是生物多樣性的蒼涼與殘酷，以及生命的堅韌與可貴。

同樣是生命的流轉，一年與十年的差異何在？

有人認為環境主義者的時間觀源自於冰河時代，在那與地球一樣古老的時間年代裡，人與萬物生命共同脈動，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乃往前追溯至最原初的歷史，往後指向混沌的未來。在這種時間觀下，生命的意義近乎永恒地，與諾亞、宇宙一起共譜協奏曲。

有生物學家長期於熱帶雨林進行調查研究之後，體認到生命的真相乃是：「掙扎奮鬥於數不盡的生物之間，追求著瞬即消逝、空虛若無的稀微能量」。佛家強調活在當下，意指生命的長度其實只不過是一剎那之間，無法體會一剎那的意義，而去追求不斷成為過去的未來，其實是虛無的。在這種時間觀下，生命就如同端詳那花瓣上的一滴露珠，生命就只是呼吸濕地那微鹹微腥的氣息。

同樣是生命的意義，永恒與剎那，究竟該如何去體會？時間這種東西，實在是相當奇妙…

淺談台灣引進大貓熊案

2005年4月台灣政治領袖訪問中國，中國政府示好以大貓熊相贈，在媒體炒作之下，台灣社會乃掀起一陣大貓熊熱，於是台北市動物園及六福村急跟著表示有意願收拾這淌渾水，乃向農委會申請引進。這件事引來眾多聲音，有反對者、有讚成者、有不屑者、有落井下石者，沿燒至今將近一年，此事件辜以大貓熊案稱之。

大貓熊案議題大概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合理性問題，二是合法性問題。所謂合理性，乃就生態、教育、社會、經濟等層面，探討大貓熊之引進是否合適、有其必要、有急迫性；所謂合法性，乃就現存國內外法律制度規範大貓熊引進之程序與執行，探討貓熊引進之程序與執行過程是否合乎規範，有否瑕疵。

合法性

就執法而言，我國輸入保育類動物之法令規章皆已具備，包括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章、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26條、貿易法等，我國輸入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附錄一之大貓熊，必需檢附合乎CITES規定之出口許可證。我國雖非CITES締約國，然身為國際社會一份子，一貫以履行公約規定為職責；相關法律條文即已具備，必需確實執行，切勿游走漏洞。

由於CITES規定附錄一物種之進出口必需檢附出口國之輸出許可及進口國之輸入許可，因此農委會乃召開審查會議及諮詢會議，目的便是希望就大貓熊之輸入討論其合理性，一旦有充分理由可以輸入，便核發輸入許可，然後待申請單位取得輸出國之輸出許可，相關法定程序便走完一大半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於1994年犀牛角事件得到教訓，便是我國雖具備法令，然而執法成效嚴重不足。大貓熊為國際知名瀕危動物，且列入CITES附錄一，我國必需嚴格依照CITES之精神與規定辨理，以顯示我國確實執法之決心，此部份便包括我國核發輸入許可之過程及查驗輸出國之輸出許可文件是否確實，因此即使申請單位獲得農委會之輸入許可，若沒有取得輸出國核發合乎CITES規定之輸出許可，仍然不得允許大貓熊引進。

另外以2004年CITES CoP-13大會時，EIA就拉敏木質疑我國執法事件，顯示不能只是消極檢查是否取得輸出國之輸出許可，而是應積極就輸出之合理性，檢討輸出國之輸出證明是否適宜、合理，此舉乃避免輸出國在不確實執法情形下核發輸出文件，對瀕危物種之存續造成傷害。

合理性

就生態而言，野生物之保育，並非只是生物個體，最適合野生動物保育之處為動物原來的自然棲地，因此國際保育潮流乃倡導應將囚養動物的資源移轉至「棲地域內」的保育工作上，也就是說，棲地保育比物種保育更形重要，確保住物種繁衍棲息之棲地，則物種將獲得更多存續的機會。輸入大貓熊這種「可愛、大型的哺乳類動物」，只是將焦點由棲地保育移轉成塑造明星動物，此乃負面示範。另一方面，雖然生物多樣性公約有移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之規定，但其實仍以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為主，除非原棲地之保障無以為繼時。因此我們必需考量大貓熊是否有移地保育之必要與急迫性？而申請單位是否有作好移地保育之準備與配套措施？

就環境教育而言，目前國際潮流為扭轉人類中心主義之謬誤，轉而走向生命中心倫理。租借大貓熊之行徑，乃是將「生命本身之價值」轉換成「可交換之價值」，不僅無助於新環境典範之轉移，恐將灌輸大眾錯誤觀念，以為萬物皆可以被貨幣化，任由人類取用。所有生物之生命歷程，都是發生在與環境之間之互動上，沒有任何生物可以脫離環境而生活，包括人類。以金錢（權）強迫將大貓熊從其棲地運至動物園裡，只是滿足民眾好奇的心，以及將生命貨幣化的墮落而已。

就環境正義而言，租借大貓熊將耗費國內龐大資源，試問這些經費皆取自何處？難道不是以污染性產業犠牲台灣生態環境而得來，難道不是犠牲中、南部鄉村之自然資源而得來。應該將取自台灣的資源用在台灣本身，例如台北赤蛙、諸羅樹蛙、台灣黑熊等物種之保育仍需大筆經費的投入，而傳說中自六福村動物園逃脫的籠中逸鳥埃及聖睘鳥，其於野外繁殖影響黃頭鷺、中白鷺的棲息環境，亦未見相關單位提出正式研究或對策。解決以上台灣本身的保育問題，比引進大貓熊更具有正面意義。

環境議題與生態問題

大貓熊案突顯一個狀態，那就是我們一直將所謂的「環境議題」，認知為「等於生態問題」。但是我們現實面對的是，環境議題包括的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生態等面向的問題，我們可以專心處理其中一個面向，但無法忽略其他面向，包括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政治行為的必要性、法律制度的運作、文化典範的轉變等等。因此我們只能就環境議題裡的合理性，去討論各面向之衝突與調和，然後取得最大公約數以制定法制，最後依造法制確實執法。此三階段不斷地循環，至少希望能釐清議題，不敢想望能圓滿解決問題。

環境與政治 3

收到 2006 年「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出版的「中華飛羽」第 207 期，其中有個段落相當有趣。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議題提案三：「國際鳥盟請本會討論國際鳥盟在中國大陸發展工作之問題」。事情發生於國際鳥盟 Marco Lambertini 於中國進行鳥類保育工作時，有中國記者提出國際鳥盟會員國中有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而呼籲中國各鳥類組織抵制國際鳥盟在中國之工作及活動，因此國際鳥盟建議中華鳥會能進行相關討論。中華鳥會的決議是，此問題非需立即解決，應需更多時間來瞭解。

這件事讓我相到另外一個團體，也曾遇過相類似的問題。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於1996年申請成立社團時，當時政府規定名稱不能以「台灣」為名，必須冠上「中華民國」，因此當時名稱叫作「中華民國濕地保護聯盟」。但是當濕盟陸續參加國際性會議之後，發現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在國際上有其敏感性，要參加這些國際性的會議或活動都有些問題。

因此先將濕盟的英文名稱，仿照 Wetlands International 改成 Wetlands Taiwan，任何人一看到這個名稱，都很容易瞭解這是來自台灣的濕地保育組織。有次濕盟參加國際會議時，遇到來自中國 Wetlands International - Beijing 的代表，他們很重視濕盟的會刊「台灣濕地雜誌」，因此希望濕盟能定期寄過去給他們；很可惜的是，雖然雜誌名稱為「台灣濕地」，但是出版者仍然是「中華民國濕地保護聯盟」。

濕盟最後於 2005 年乃正式將中文名稱變更為「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這兩件事很清楚是政治問題，顯示環境問題（或者生態問題）並無法很純淨地以環境問題去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