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15, 2007

國民黨的民主

國民黨2008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14日訪問新加坡前夕,新加坡反對黨民主黨中央委員徐淑真發表1封公開信,針對6月2日新加坡「海峽時報」引述馬英九的談話「新加坡不同於我們(台灣),它的重點不在於民主化。雖然如此,但它專業、無貪腐和有效率,值得我們學習」,這種認為新加坡捨民主而重經濟發展可作台灣借鏡的觀點,是相當不適當的。

徐淑真的公開信,除了指正馬英九及住在台灣的我們,不要被新加坡一言堂的媒體所誤導,也再度引出一個我們經常談論,但不常被仔細思考的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的二擇一,或者是我們耳熟能響的「亞洲價值」。在台灣,這項命題的結論經常是經濟發展優先,或者是效率優先,即使是歸國的高學歷青年人亦是如此。

印度學者Amartya Sen在其大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清楚地表示,經濟發展並不是我們追求的善,它僅止於有用,而是為了實現人類的自由,且自由與民主更能有效地幫助經濟及社會發展。為了幫助大家透過這本書,去思考「發展與自由」二擇一的命題,特別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請容許我擅自摘錄書中部份內容,但還是請大家能親自去讀這本書。

開發中國家最常採行的分析路線是:什麼應該被列為優先,是要消滅貧窮與不幸,還是要保障對窮人沒有什麼幫助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權利?

發展中國家反對民主以及基本公民與政治自由的理由有三:
一、這些自由與權利會對經濟成長與發展造成傷害(李光耀論點);
二、如果讓窮人在擁有政治自由與滿足經濟需求之間作選擇,他們會一致地選擇後者;
三、自由與民主是西方式的思考價值,亞洲價值則是重視秩序與紀律而非權利與自由。

針對問題一,李光耀論點主要用來解釋威權體制下的新加坡、台灣、南韓,以及改革後的中國,但並無法證實威權體制確實直接造成高經濟成長,事實上經濟成長產生於有利的經濟環境,而非嚴厲的政治環境。檢視造成東亞經濟體成功的經濟政策與環境背景,包括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高水準的識字能力與學校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針對投資、出口和工業化的誘因的公共措施等等,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些政策與民主不一致,而必須依靠剛好發生在南韓、新加坡或中國的威權主義才能行得通。

針對問題二,這是威權統治下政府領導人的看法,而非人民的看法,唯一實證的作法,便是讓人民有表達自由與民主的投票方式去驗證,而這正好與威權統治者的價值體系背道而馳,因而得不到實證的支持。有趣的是,在甘地夫人主政下的印度,民眾在一場選舉裡,針對「非常時期」的不自由民主的可接受性進行辯論,印度的選民(世界上最窮的選民之一)對基本自由與權利受到壓抑所發出的抗議,絕不下於他們對經濟貧窮所發出的抱怨。事實上,問題二的論點主要預設政治自由與經濟需求兩者間有著深刻的衝突,只能二選一,也就是以李光耀論點為前題。

針對問題三,所謂亞洲價值的論調,總是出自威權本身或接近權力核心者;亞洲幅圓廣大、文化多元,並無所謂典型的價值。現代的自由民主政治思潮,雖然肇生於歐洲啟蒙運動,但不能因此就判定它不適用於其他地區。我們在亞里斯多得所發現的價值,同樣能在亞洲傳統思想作品中看得到;事實上,在秩序與紀律方面,孔子不見得比柏拉圖或聖奧古斯丁更主張服從威權。孔子曾告訴子路,不要欺騙國君,即使這樣會觸犯到他;印度阿育王主張包容與平等「一個人絕對不能毫無理由地崇拜自己的教派或蔑視別人的教派。」;在回教傳統裡也存在著多元性與差異性,十二世紀猶太學者Maimonides必須逃離不容異教、迫害猶太人的歐洲,而跑到寬容有教養的開羅,接受蘇丹薩拉丁的保護。我們很容易發現,主張亞洲價值的人,主要立基於對思想家及傳統非常任意的拴釋與狹隘的選擇。並非只有一種文化才有尊重自由的傳統,西方文化也不是唯一能讓我們以自由為基礎去分析社會發展的傳統。

徐淑真表示「當你(馬英九)提到新加坡重點不是放在民主而是政府廉潔時,我必須提醒你,民主是維持政府責任政治和確保廉潔最有效的方法。」這個觀點確實獲得支持。

Amartya Sen認為,政治自由有其工具性、建設性的重要角色。首先統治者必須面對人民的批評,必須傾聽民之所需,並提出應對方法,才能在選舉時獲得人民支持,這個機制可以防上嚴重的失能或剝奪。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民主政府以及有出版自由的獨立國家裡,從未發生嚴重的饑荒。(目前會發生饑荒的國家,北韓及中國是最有名的專制兄弟)

其次,政治自由及公民權,包括保障公開討論、辯論、容許異議的權利,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政策的推行,例如降低開發中國家的高生育力,印度的克拉拉是1.7(一胎化政策的中國是1.9),已接近英法等國,但它並非在強迫的情況下出現,而是透過教育。

第三,不充分的民主,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會造成某些失敗,例如非裔美國人在醫療、教育及社會環境上所受到的過度剝奪,使他們的死亡率出奇地高。(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不僅剝奪婦女的生育權,在此高壓政策下,也造成財產的剝奪、貪污等問題)

最後,他強調反對的角色及道德主張的重要性,反對黨的溫和(以台灣來說,是反對黨的無能),會讓政府即使在重要的公共政策上有不當的疏失,還能夠推卸責任。

我們常會誤認新加坡拿自由交換經濟與效率的作法,是值得台灣學習,這不只是馬英九一個人的想法,應該有相當多住在台灣的居民會這麼認為。但事實是,新加坡人正在為他們的自由與民主而奮鬥,同樣的聲音也發生在整個東南亞及中國,因此如同馬英九這種論調,相信對這群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們而言是相當錯愕的,畢竟他們都以為,台灣能和平地從威權走向多元民主,應該可以帶給他們許多幫助與啟示。

參考:
沈恩《經濟發展與自由》,劉楚俊譯,先覺出版社
南方快報:新加坡民主黨給馬英九的公開信 http://www.southnews.com.tw/polit/ma_in_9/00/00221.htm
泰國世界日報:民間往來 星職總具名邀請馬英九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7/0612/article_17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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