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美牛與沖繩基地

政府間所達成的協議，必需轉換成內國的政策，此協議才能被執行。首先，當政權轉換時，前政權與他國政府所簽訂的協議，繼任的政府必需直接承擔下來？此乃政治責任？其次，與國際條約不同的是，條約簽訂完將被各國代表帶回當事國經國會同意，而在國內以法律的型式被履行，但政府間協議卻是以行政規則的型式被履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政府間協議，將以執政者的政策型式而在國內被執行，然而當國內湧現反對聲浪時，將會考驗執政者的誠信、能力與決斷力，並反映政府代表談判時對國內態勢的掌握能力。

一
美日兩國在2006年達成協議，日本執政的自主黨同意把位於沖繩市宜野灣的美軍普天間航空基地，搬到名護市邊野古沿岸地區。2009年8月31日日本大選由在野的民主黨大勝，取得政權；9月准首相鳩山由紀夫表示接掌政權後將調查日美核密約的真相，同時將重新檢討美日協議，但接下來卻立場搖擺不定，乃於12月底表示將在2010年5月作出結論。2009年12月初，聯合政權裡的社民黨、國民新黨同時反對現行遷移案；12月18日宜野灣市議會全票通過要求美軍提前返還普天間航空基地的決議書。2010年1月24日名護市進行市長選舉，由反對美軍基地遷入的候選人稻嶺進當選，擊敗支持美軍基地遷入的現任市長。

在面對名護市的選舉結果後，美國國務院重申，基地問題是由日本中央政府決定，而首相鳩山由紀夫已經宣布5月底前會作出決定。美國政府的表現老練且合宜，意思是說：兩國政府已簽訂這份協議，貴國政府所要作的就是在國內履行其承諾，能否作到，考驗到執政者的誠信與能力，美國不會去干涉貴國內政。美國與日本同樣都是民主國家，必需尊重公眾、反對黨的聲音。但是，若是在談判之前，則國內民意將可能是政府間談判的籌碼；反之在談判之後，則如何與民意、反對黨溝通，那就是執政黨自己的問題了。

面對鳩山消極的態度，作為民主國家，美國是否會因為日本國內的民意而退讓？

二
2009年10月23日台灣馬政府與美國簽署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所協議的內容裡，較爭議的部份是開放進口帶骨牛肉、絞肉及內臟，引起公眾疑慮。除了學者專家出言警告之外，11月1日由消基會、主婦聯盟、董氏基金會等發起「台美重啟美國帶骨牛肉進口談判公投連署活動」，於12月8日募集連署書通過門檻，並於2010年1月7日在無人反對下通過中選會初審。在野的DPP黨主席蔡英文於11月5日表示，依DPP所作的民調，近八成民眾認為應重啟談判，這也是DPP的立場。立法院則於11月3日就有意修訂食品衛生管理法，以限制美國牛肉的進口，與美牛輸台議定書有所抵觸，於12月29日完成修法，並於2010年1月5日上午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限制美國牛的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六個高風險部位不得進口。

與沖繩基地案不同的是，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是由馬政府派出代表談判、協議簽署的，將作為馬政府在國內的施政政策被履行、執行。馬政府沒有能力與公眾、在野黨溝通，甚至沒有能力與執政黨佔四分之三絕對優勢的國會溝通，而被國會通過修正案，造成施政政策與法律抵觸的情形，顯示馬政府的誠信與能力發生很大的問題。

這反映出馬政府在與他國政府進行談判時，是否會考量國內態勢？也就是保留與公眾及在野黨溝通協商的可能性？這同樣反映在與中國的ECFA談判；其次，馬政府接下來的動作，擺爛？鼓動民意反美？暗渡陳倉？

延伸閱讀

大紀元 - 沖繩選舉彰顯民意 日全盤檢討美基地遷移協議
雲程 - 沖繩與美軍移防
雲程 - 密約在你家
貓吉拉 - 對ECFA的筆記

思考雙重標準

Said的自傳曾講到他小時候在開羅英國學校唸書時的故事，裡面有一段說到，他在打板球學到兩個字：「我了解到這兩個字講的是表面工夫的重要；fair play意思是大聲告訴一個大人說你的對手做了不公平的行為，sportsmanship意思是憤怒和仇恨決不可以形於色。」（《鄉關何處》，P.65）。這兩個字可能表達了英式的人格特質，我不清楚，但若是在兩個族群的衝突中，這兩個字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拴釋，我想到了所謂的雙重標準。我們常講的雙重標準就是，某個人對一件事，在面對不同族群時，會出現不同的裁量。

第一場比賽
假設球隊A與球隊B在比賽，這個球場有比賽規則、有裁判、有熱情的球迷。A隊在比賽中以不光彩的手法進了一球，贏得比賽，這時B隊會大聲向裁判抗議「不公平」，因為A隊作了不明譽的事；A隊則向B隊說「要有運動家精神」，別不甘願。裁判呢，他可能沒有看見A隊違反比賽規則，或者他是故意幫助A隊。在這個案例裡，A隊違反比賽規則而獲勝，而且被允許。

第二場比賽
與第一場比賽剛好相反，是B隊在這場比賽以不彩的手法獲勝，而結果同樣，A隊抗議不公平，B隊笑著要A甘願一點。

在這兩場比賽裡，誰犯了雙重標準？

裁判的功用是維持比賽規則的運作，若裁判在兩場比賽裡都有看到球隊作弊，而且都准許因違法規則而獲勝，那麼裁判似乎在兩場比賽的標準是一致的，他准許球隊作有限度的違反規則。若裁判都沒有看到球隊作弊，當然裁判的判決也沒有雙重標準。若裁判都有看到，但在第一場判A隊獲勝，卻在第二場判B隊作弊，則裁判就是典型的「判決 (judge)」雙重標準，因為他的標準因人而異。

球隊在比賽中是角色，是遵守規則去比賽。A隊在第一場允許自己作弊，意指A隊對比賽規則的概念是「可違反」，但在第二場不允許B隊作弊，意指此時A隊對比賽規則的概念轉成是「不可違反」，故A隊在兩場比賽呈現了「遵守 (compliant)」的雙重標準。B隊的情況與A隊剛好相反，因此B隊在兩場比賽也呈現了雙重標準。

當我們把熱情的球迷與觀眾拉進來，球迷的表現，成了球賽的一部份。當第一場比賽，A隊因作弊而獲勝時，球迷並不同情B隊，也不對A隊喝倒采，則B隊將會思考：「是否有必要死守著比賽規則？」那麼我們可以說，B隊在第一場比賽學到了規則是可以在關鍵時刻打破的，因此B隊在第二場比賽作弊，只是去實踐新的比賽規則，是否可以說，B隊在兩場比賽有著不同的「遵守」標準，是球迷引導的？那麼，當球迷在第二場比賽，對B隊喝倒采時，是否是球迷犯了「判決」雙重標準，而非B隊？

當然，球員是否「遵守」比賽規則，完全是由自己的判斷，不能因裁判或球迷的「判決」而改變。只是，我們常忽略了球迷也是共犯之一，而且是很有影響力的共犯。更甚者，是那種在第一場比賽故意不說話，等著看B隊因不甘心乃在第二場比賽作弊，而可以趁機對B隊予以撻伐的球迷觀眾。

球員對比賽規則，存在著「遵守」的問題；球迷與觀眾對比賽規則，與裁判一樣存在著「判決」的問題；而球員與球迷，則存在著「關係」的問題。從規範的角度看，球員能否遵守比賽規則，除了球員的操守與意志之外，裁判與球場觀眾的行為有著關鍵的影響。裁判當然是球場上主要的秩序維持者，對比賽規則具有直接的裁決力。觀眾的功能是鼓勵球員在球場上秉持著榮譽與尊嚴

肉體的痛苦

我很少刻苦努力過，印象較深的一次，是一大把年紀能夠再進入學校唸書，格外珍惜這個機會，因此白天上課時，帶著小筆電作筆記，晚上回宿舍，還熬夜邊看書邊用大筆電整理筆記，加上火氣太大（聽說是因為缺乏女朋友照顧），結果眼瞼發炎，我又不予以理會，讓小小的針眼引發大災難，積膿不退，雙眼開刀取膿無數次，看醫照料近兩年才好轉。

這次機會（災難），讓我體會到病患的無助與恐懼。當醫生說我必需開刀取膿時，心中恐慌且無所適從，雖然那只是一種小小的手術，卻令人有一種任人宰割的感覺；醫生的話語就像神喻，除非您有另一位神可以信，否則只能祈禱求得上上籤，或者無奈地承受下下籤。

剛手術完及塗藥時有片刻必需幪上眼睛，在一片黑暗之中，什麼事也不能作，對一個單身漢來講，感受特別深。讀書是我唯一的樂趣，如果我真的失明了，不要說看書，連很多事都作不成，那麼該如何活下去？因此我相當佩服殘障人士，他們對於生命與活著具有一般人無法體會的領悟。這時我想起了中國偉大的史學家陳寅恪，晚年失明，由老妻唸書給他聽。唉！可我哪兒找來可解語的花。

朋友有次告訴我，網路上推薦一種含有叫作葉黃素的保健碇，對眼疾具有一定功效，兩個人興沖沖跑到醫院樓下的藥局去買，並慶幸一次買兩盒有折扣，然後在微風二樓星巴客吃藥丸，便成了我們不成文的儀式。接著，朋友檢查眼睛時，刻意問了醫生這類食品的功效，結果答覆是僅具保健功效。之後，雖然偶爾會想到要吃這個藥丸，但不免興味大減。過一段時間，我又從藥師朋友那裡聽到，葉黃素對眼睛的保健，很值得推薦，因此又讓我重拾對它的信心。

人的患得患失，來自於無法承受的恐懼。其實，肉體終究會逐漸衰老，最後成為長滿蛆蟲與臭膿的腐肉，「珍惜肉體與生命」的痛苦，會一直陪伴人們到最後。從另個角度看，與其他面臨更劇烈肉體疼痛的人們比起來，我的症狀微乎其微，我曾聽過有人疼痛一、二十年，痛到想自殺，難怪會有類似「活神仙」對某些醫生的尊稱；因此當自己還四肢健全、五感無礙時，這已經是最大的福氣。

肉體的疾病與衰老是一種痛苦，人為對肉體的折磨又是另一種痛苦，後者經常伴隨著心靈的折磨。有機會到台北景美人權園區，從舊監牢與照片，目睹當年白色恐怖時的慘狀與人性的墮落。不由地想起有次走訪綠島，在綠島人權紀念碑，看到遊客指著碑上的名字嘻笑，聽到「呂秀蓮的名字在這裡啦」，心中一陣絞痛。

在那個戒嚴野蠻的年代，一位青春年華的女子，為何需要承受一般人無法想像的痛苦與折磨；換作是我，在被逮捕的那一刻大概早已像隻蟲一般任憑擺布了。有這麼多人默默承受暴力，其中絕大多數人被剝奪了生命，為台灣居民換來了十數年不用恐懼的生活，還有什麼比得上這件事更需要感恩。

延伸閱讀：
貓吉拉 - 活著
貓吉拉 - 民主是最好的武器

誌國際援救與台灣民主發展座談會

這場座談是以彭明敏教授為案例，邀請當時援救彭教授的三位友人：Milo L. Thornberry、宗像隆一、阿部賢一，回憶當年，並邀請王景弘、張炎憲及李筱峰評論；彭明敏教授及謝聰敏夫人、魏廷朝遺孀現身致詞。

1964年9月20日台大教授彭明敏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因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遭到警備總司令部逮捕，於1970年1月3日經香港流亡瑞典，當時俱以為是美國協助坐軍機偷渡。

當時美、中、台三地高層咸以彭明敏教授為台獨最具影響力者，因此彭明敏教授出亡瑞典，以致季辛吉、尼克森會見周恩來時，周恩來兩次都提到彭教授，怪罪是美國協助所致。其實是日本友人宗像隆一幫忙，請友人阿部賢一先到台灣（2日），然後利用阿部的日本護照，偽造成彭教授於隔日出關，阿部再以護照遭竊為由，到日本駐華領事館重新申請一本護照，經菲律賓玩三天再回到日本。由於當時海關尚未電腦化，因此無法查到阿部出關「兩次」。有趣的是，蔣政權一直到美日發表記者會，才知道彭教授已出走了。

Thornberry講了個故事，一位80歲老翁種胡桃樹，別人提醒他胡桃樹需10-20年才能長出果實，他可能無法活著吃到果實，老翁回答：「我一生中都在享用胡桃樹而沒種過胡桃樹，為什麼現在我不播種，讓其他人在我死後可以享用呢？」

阿部賢一經常出國，他舉了個阿拉伯的諺語：「說話像雲，作事像雨」，阿拉伯遍地沙漠，雲飄盪在空中，但很少下雨。只有腳踏實地去作！

王景弘談到，如果2008競選成功，該走的大概都走光了，可借失敗，那麼接下來八年，台灣意識將會受到很大的打壓。

李筱峰最近心情相當低落，他舉彭教授1996年與謝長廷競選總統為例，那一次競選失敗，彭教授就把一半募來的競選經費成立基金會，另一半大額捐款則退回，這些經費並沒有在國外轉來轉去。

張炎憲溫文地說，當時這些人如果心裡沒有一些「浪漫」與「熱情」的話，根本不可能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就不可能成功！這八年應給予歷史定位，而台灣意識其實也是在這八年才有比較明顯的成長。接下來將會面對的困境，更應該要懷抱著希望，努力去作。

主持人陳儀深談到，台灣問題沒有萬靈丹，主張已獨立的有三派，主張未獨立的也有三派，大家要一起坐下來討論，共同為台灣找出最有益的道路。

彭教授心情不錯，拿出了當年假借阿部賢一護照出關時，頭上戴的假髮，以及身上的背包。彭教授說道，民主與人權是普世價值，當時就是為了民主與人權，才會有這些外國友人的援救。

這個座談會也發表了兩本新書，一本是由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編印的《一中一台：台灣自救宣言44周年紀念文集》，一本是王景弘《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很高興，能請彭教授及王先生幫我簽名。



【延伸閱讀】

彭明敏：從「自救」到「自覺」(2008.09.21)
台灣人權景美園區
研究生的呢喃自語：台灣人民現在真的要自救啊！(2008.09.13)
麥盧：宗像隆幸演講譯文；阿部賢一演講譯文

宛如迷霧驚魂

從8月15到現在五天，看不到可信而有效的證據，但僅憑立委、名嘴八卦爆料，媒體記者興風作浪，憤青、部落客等一窩瘋，於是人們喊打喊殺，政府乾脆指導司法辨案，甚至明言懸賞自首方不追殺，這種景象，讓我想起William Golding的「Lord of Flies（蒼蠅王）」以及Stephen King的「The Mist（迷霧驁魂）」，兩者述敍述的，都是人類純真與文明的墮落，雖然台灣並沒有什麼純真與文明。至於司法與辨案，可參考Zodiac這部電影，目前看來，台灣還停留在中世紀獵殺女巫的程度。

在我看來，陳前總統是否涉及不法，已經不是什麼多重要的問題，就像台灣從1945年以來，多少醜陋、罪惡與不義，多少冤曲、憤怒與不平，仍有待一個文明的人權與民主法治制度來處理。也就是說，重點仍然在於人權與民主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道德、台灣意識等空泛的語詞。缺乏人權與民主制度，既使現在終於找到證據，證明陳前總統貪污、洗錢，予以徒刑一百年，到了他出獄，台灣仍然是一個沒有人權、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因為我們並非以這個基礎去思考社會所面臨到的問題，而陳前總統事件乃其中之一耳。

【延伸閱讀】

意識型態咖啡：改變誘使人腐化的制度吧！(2002.06) <-- 舊文重貼
貓吉拉：The Mist(2008.04.10)
小英：對媒體與政治文化的期待(2008.08.03)
曾韋禎：陳水扁錯在哪邊？(2008.08.16)
彭明敏：敗德、敗戰及忍辱(2008.08.19) <-- 感動！！
大紀元：扁家海外密帳案 記協籲媒體勿侵入性採訪(2008.08.19)
慕容理深：初論美麗島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清算鬥爭(2008.08.19)
路犁：《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里昂.托洛茨基(2008.08.21)
李勝雄：這一課：法律人權(2008.09.17)
打狗旅行社法國辦事處：有病的是媒體不是陳幸妤(2008.10.09)

人權之路

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茲確保如此權力，立政府於人民之間，經受統治者之同意取得應有之權力；特此，無論何種政體於何時壞此標的，則人民有權改組或棄絕之...（美國獨立宣言）

一個國家、政府最基本的義務，便是保障人權；假若這個國家無法滿足保障人權的要求，則人民有權不要這個政府，而這是人的最後一項權利。

參加由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所舉辨的《人權之路》2008新版‧新書發表會，令人高興的是會場有許多年輕人參與，這些都是台灣未來的種子。前考試院長姚嘉文、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皆全程參與。

這本書，應該民進黨從黨主席、重要幹部到所有會員，皆應人手一冊；這本書，應該所有台澎金馬居民，關心自己未來命運者，皆應人手一冊。

【延伸閱讀】

寫給台灣的情書：我以青春為你護航(2008.06.05)
寫給台灣的情書：更美好的台灣(2008.05.14)

民主是最好的武器

人，可以忍辱偷生，可以活在沒有公理、沒有正義之下－一般來說，人生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可是，如若沒有希望，那就真是活不成了（霍布斯邦《盜匪》P.62）

從320馬英九先生當選ROC總統以來，已經有兩位社會人士自焚，一位是為了言論自由，一位是為了弱勢族群。想來，馬政府對於這兩件議題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也沒有興趣關心，因此，似乎只能靠民間自己去努力。

台灣有沒有對抗PRC與KMT的武器？答案是有的，只有兩樣東西：民主與人權。這也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唯有堅持現代社會的價值，包括法治、制度、平等、正義、自由等等，才是台灣對抗KMT、PRC、甚至美國的唯一武器。

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調，言論自由亦即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會受到威脅或心懷恐懼。在台灣，已經可以當街談論統獨、罵總統，而不用擔心受到脅迫，這代表台灣的民主已經達到一種高度。而普選與公投，是人民直接意志的表現，也是言論自由的表現之一，台灣人民一旦習慣這種自由，就很難去接受間接又間接的民主方式，此則跟香港大有不同。（台灣人，是不大可能如金庸所言，躺下來享受被強姦的滋味）

加拿大是個有趣的例子，那麼多人嚮往的國度，也有分離主義，而且加拿大政府還公開讓魁北克進行公投。相較之下，何以中國這麼害怕藏獨、疆獨及台獨，甚至以暴力相迫？

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是現代國家應具備的任務，以台藉老兵的議題而言，他們是被漠視的一群邊綠人：他們在日本帝國時期，被當作受殖者予以徵兵；到了戰後，原來的敵國成了母國，又被以受殖者身份派去打中國內戰；CKS政權之後，解了甲，卻無田可歸。

與逃難來台的CKS老兵不同的是，他們沒有榮民身份、不能享有黨國給的福利，沒有18%...

海洋之聲臺長廖述炘自焚
妙子：哀傷的靈魂請安息(2008.04.02)
年糕料理館：悼念戰友傑克 誌廖述炘自焚(2008.04.02)

台藉老兵許昭榮自焚
Ajin：懷念有氣魄的台灣老將昭榮前輩
Fortis Est Veritas：我的族群記憶：我的阿媽是「皇民」(2008.05.22)
Judie35：終戰六十年紀念相關事件(2005.08.15)
陳凱劭：台灣老兵許昭榮高雄旗津自焚身亡(2008.05.21)

樂生院民黃再輝跳淡水河自殺身亡(2008.07.09)

延伸閱讀：
肥醫生：港殤

EZLN

The voice that arms itself to be heard.
The face that hides itself to be seen.
The name that hides itself to be named.



繼Che Guevara之後，副總司令馬可士(subcomandante Marcos)成為左派遊擊隊的新希望，「左派時尚界」的新巨星。



1992年美、加、墨三國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於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同時，位於墨西哥東南角的Chiapas省原住民，正式成立Zapatista民族自由軍(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 EZLN)，有趣的是，EZLN並不主張自墨西哥獨立出來，而是要求自治。

由於導火線是NAFTA，所以EZLN只有經濟問題嗎？由於是原住民社區所發起的武裝運動，所以是族群問題嗎？

我個人一直很好奇的問題是：自由民主運動，與殖民解放運動之間，界線何在？或者說，自治運動與獨立運動之間的界線何在？

延申閱讀：
吳音寧：蒙面叢林
阿潑：chiapas啟示2

試談競爭

自由經濟學者吳惠林，談到市場競爭，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競爭並非鬥爭，而是「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最有利的長處，讓擁有的有限資源作最有效率發揮」。他並舉1998年美國職棒馬奎爾與索沙的全壘打競賽為例，「當馬奎爾率先打破馬里斯障礙且刷新全壘打紀錄時，在致謝詞中特別感謝其對手索沙，原因是由於索沙的參與競爭，讓馬奎爾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就在彼此砥礪的過程中，潛藏在體內的能力被逼了出來，最後才能突破自己的極限」。也就是說，競爭並非殲滅對手的零和遊戲，而是共同去完成更高層次的東西。

在台灣，以政治選舉最能體現何謂「競爭」。同樣在1998年，陳水扁企圖與馬英九競選台北市長，卻以70%高支持率連任失敗，他當時的敗選感言便合乎上述的良性競爭與運動家精神。

民主政治的精神和道理，就是由人民來作決定。台北市長的選舉如此，國家前途的選擇也是如此。今天台北市民已經透過投票作
了決定，我誠摯地希望所有人，共同接受和尊重這項決定......在這裡我要恭賀和祝福剛當選的馬英九先生，希望他不辜負市民的期望，把市政建設帶向更卓越的方向......選舉已經落幕，讓我們盡快地恢復平靜，在這個城市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崗位，繼續為這個偉大城市的進步一起努力！

2006年謝長廷與郝龍斌競選台北市長，謝長廷的落選感言有相同的味道：

選舉是民主制度，現在票開完了，我接受這樣的結果......這次選舉，我求仁得仁，選舉開始時我就講過要「承擔責任走長路」，感謝大家到這裡，相信未來還能夠在不同的地方繼續支持台灣的進步，繼續支持台灣的主體價值，繼續為這塊土地奮鬥，為台灣的愛不會因為一場選舉就變化。抱歉！謝謝大家！

我們同樣可以舉出相反的情況，例如2000年總統大選，連戰及宋楚瑜雙雙落敗，結果是群眾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逼迫黨主席李登輝下台，接著在核四事件發動擺免新上任之陳水扁總統，並以國會優勢，讓國政停擺。接著是2004年總統大選，連戰與宋楚瑜挑戰陳水扁失敗，一聲「這是不公平的選舉！」挑動群眾進駐凱達格蘭大道，上演耍賴戲碼。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政治競爭，已經不是「選舉那一刻」的競爭，而是「從這次選舉到下次選舉」的競爭。講明白點，這是總體戰的競爭，只能直到一方把另一方徹底打跨的競爭。若說陳水扁、謝長廷的競爭是一種「社會性的競爭」，則連戰與宋楚瑜的競爭便是一種「生存的競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台大社會學系李明璁教授曾有一篇文章：美麗的失敗者(2006.10.9)，裡面也談到1998年陳水扁的敗選感言，他當時的指導教授在聽完之後，認為「Mr. Chen is like a "beautiful loser"」。這篇發表在紅衫軍天下圍改前夕的文章，究竟想表達什麼？那是因為李教授還不明白這已經是一場總體性的生存戰爭。紅衫軍只是2004年那一句「這是不公平的選舉！」的延續，而陳水扁身上僅存的運動家精神，也終於忍不住要「不甘願」就此非戰之罪而退讓。因此我們必需問的是：為何良性的「社會性競爭」會淪落成惡性的「生存性競爭」？可惜的是，沒有人珍惜「社會性競爭」的可貴，也沒有人警告「生存性競爭」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