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第四章，談到1900-1920間，中央集權制國家觀與邦聯制國家觀之間的關係；這個邦聯制國家觀，就是國民基礎教育裡提到的「聯省自治」。杜贊奇認為，邦聯主義者所強調的是，「即使不把省確立為主權政府，至少也要確立為自治政府，並以此作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邦聯政體的國家的基礎」(P.168)；但是這些20世紀初的邦聯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的，只不過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受到其省藉認同的影響」(P.170)
書中提到，省藉認同確有其歷史脈絡，例如工匠的「幫」、商人的「會館」、旅居外省者的「同鄉會」等，這種省藉認同的政治化結果，就出現辛亥革命的組織中，光復會基本上由江浙人所組成、興中會由廣東人組成、華興會由湖南人組成的現象。那麼，或許省藉認同的政治性，可能一直潛伏在常民的精神世界，只是一直被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歷史觀所壓抑住而以！？則青年毛澤東在1920年主張「我們應當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國為目標，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開闢一個新天地，為27個小共和國的首倡」(P.180)，這種分離主義的論點，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多麼震憾。
書中也談到陳炯明，他主張粵人治粵、閩人治閩，實施聯邦體制，得到陳獨秀的支持，但卻與孫文的中央集權制相衝突，而遭到被放逐、污名化的命運。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觀點是，從族群的角度看。從清末梁啟超、孫文等人提倡一個同質性的中國民族主義以來，中國人、華人的說法逐漸掩蓋了多種族的事實。所謂「中國人」，判斷的標準是「國藉」，亦即持有PRC護照、身為PRC公民者，就是「中國人」；那麼「華人」呢，孫文用的是「華裔(Chinese by Blood)」這個字眼，可推斷，講的應該是漢族。「華人」意思就是，受到「漢族文化」改宗(conver)、洗禮者。
但是今天以基因研究配合歷史記述，已逐漸釐清族群漢化的脈絡，例如林媽利的基因研究，發現今天台灣的閩客族群，其實主要是大陸東南沿岸的越族，也就是南亞人種。如果把漢化（文化）因素拿掉，或許今天中國的許多區域或省份，其實種族差異可能不小。
令人格外好奇的是，這種省藉的認同之遠因、近因何在？其認同的程度究竟如何？簡單地講，這種省藉歧視、認同，在光譜上，與國家式民族主義的距離有多遠？是什麼因素阻止或強化國家式民族主義的發酵？就目前而言，同質性、統一的中國是最優勢的主張，因此省藉認同尚未發酵成分離主義；但是PRC中央政府視台獨、藏獨與疆獨為毒瘤，是因為體認到集權制一統國家的脆弱嗎？是因為察覺到地方自治的力量比想像中強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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