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台灣方面某政治領袖訪問中國，中國政府以大貓熊相贈，台北市動物園及六福村乃急於向農委會申請引進，到了2006年初農委會也開了審查委員會。就當時而言，主要是專注在保育問題以及申請單位之設備與能力，就貓吉拉就知，較少人談到華盛頓公約(CITES)及主權問題。今年總統選舉由KMT馬先生當選，大貓熊排除障礙，誓必飛來台灣，也開始有人談到CITES所產生的問題。
CITES是國際環境法，規範的是國與國之間保育類野生物貿易的問題，實在跟ROC/台灣的主權無關。但問題就在於，當局要不要援引這條公約，就已經表達出其對ROC/台灣的主權的看法；要援引，就是兩國（國際事務），不援引，就是一國（國內事務）。比較適當的作法，就是直接以在地保育為由，決議不適合引進，而不要去牽扯到CITES，就不會有立場表述的問題。馬先生當局決定引入，然後找到國貿局放水給中藥商的漏洞，依然是規避了CITES，也就清楚地表達了其有關主權的立場（兩岸事務，是國內事務）。
專研CITES的資深學者David Favre在1989年的著作裡，就已經談到台灣問題；他認為，雖然中國政府宣稱台灣為其一部份，但中國政府的統治並不及於台灣。David Favre會特別講出這段文字，主要是因為非洲犀牛角的盜獵猖獗，使得1987年CoP6大會宣誓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而台灣正是主要消費國（區）之一。果不其然，1992年京都CoP8大會期間，NGOs遊說各締約國，擬對中國、南韓、台灣、葉門四大消費國發起制裁，中國政府抗議CITES這種將台灣視之為主權國家的作法，而美國則在1994年4月依據培利修正案對台灣進行貿易制裁。
問題出來了，台灣是個大問題，照中國政府的說法，CITES應該去找北京政府解決問題，但可惜的是北京政府的管轄能力不及台灣；當國際間要制裁台灣時，台灣也無法向國際申訴或尋求協助，怎麼辨？
在中國政府的首肯之下，只好以NGOs藉觀察員身份參與，包括由IUCN及WWF所支持的TRAFFIC，在台灣成立辨事處，以及由政、學菁英所成立的SWAN，挾帶國貿局及農委會官員參與CITES會議。這種模式自1992年以來，已經成為慣例，但重點在於，這些NGOs代表大會只能談跟CITES相關的議題，決不能牽涉到半點主權爭議，因此即使裡面有國貿局及農委會官員，也只能私下與各國進行業務交流。
有人會認為，以NGOs參與國際協商場域，是一大突破，其實這種突破是有限的。首先，無論TRAFFIC Taipei或SWAN International都是以國際NGOs的身份參與，就像我們也可以加入Ramsar Japan會員以參與Ramsar Convention大會；其次，大家心知肚明TRAFFIC Taipei或SWAN International裡的成員是誰，因此CITES秘書處已事先與中國政府達成共識，在沒有政治色彩的情況下，就不會提出抗議，也就是說，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我可以有政治色彩，你不行），很單純就是NGOs參與而已。在這麼委屈的情況下，參與之團隊還是作了許多事情，十分不容易。
「不給糖，就使壞！」由於台灣在當時是有名的壞孩子，因此偶然地得到了些許甜頭，但在其他國際場域就沒那麼幸運。關鍵之處，還是在於我們不瞭解「現狀」，究竟台灣與ROC的現狀為何？不瞭解現狀，如何設定Scenario？如何推演策略？
如果流亡到台北（不是流浪到淡水喔）的ROC，依然堅持一個中國、ROC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種自慰的想法，則無論你手槍打得再爽，國際間依然是以北京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台灣當局就僅僅是台灣當局，並不是什麼國家，因此自覺自己尚不是國家，進而去爭取自己所希望的，去貢獻可以分享的，可能會比較適當些。前述TRAFFIC Taipei及SWAN International就是貢獻專業能力，乃更能得到CITES大會的肯定。
【延伸閱讀】
WWF: Giant panda
貓吉拉：淺談台灣引進大貓熊案(2006.02.25)
曾韋禎：藥用貓熊(2008.09.13)
台聯：貓熊違法來台 監院應究責(200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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